孝公平画,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大夫御于君,虑世事之变,讨正法之本,求使民之道。
秦孝公筹划国家大计,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君前,共同思虑世事的变迁,探讨正确法度的根本,寻求役使民众的办法。
君曰:"代立不忘社稷,君之道也;错法务明主长,臣之行也。今吾欲变法以治,更礼以教百姓,恐天下之议我也。"
孝公说:继承君位不忘国家社稷,这是君主的本分;推行法度务必彰明君主的权威,这是臣子的职守。如今我想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,变更礼制来教化百姓,只是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。
公孙鞅曰:"臣闻之:疑行无成,疑事无功。君亟定变法之虑,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。且夫高人之行者,固见负于世;有独知之虑者,必见骜于民。语曰:'愚者闇于成事,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,而可与乐成。'郭偃之法曰:'论至德者,不和于俗;成大功者,不谋于众。'法者,所以爱民也;礼者,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,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,不循其礼。"
公孙鞅说:我听说,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有成就,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有功效。君王应赶快下定变法的决心,不必顾虑天下人的议论。况且行事高出常人的人,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;有独到见解的人,必定会被常人讥笑。俗话说:愚笨的人在事情做成之后还不明白,聪明的人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已预见。不可以和百姓谋划事业的开端,却可以和他们共享事业的成功。郭偃的法书上说:谈论最高德行的人,不和世俗同调;成就大事业的人,不跟众人谋划。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,礼制是用来便利行事的。所以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,就不效法旧制;只要能够有利于民众,就不遵循旧礼。
孝公曰:"善。"
孝公说:好。
甘龙曰:"不然。臣闻之:圣人不易民而教,知者不变法而治。因民而教者,不劳而功成;据法而治者,吏习而民安。今若变法,不循秦国之故,更礼以教民,臣恐天下之议君,愿孰察之。"
甘龙说:不对。我听说,圣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施行教化,聪明人不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。顺应民众习俗进行教化,不费力气就能成功;依据旧法治理国家,官吏熟悉而民众安定。如今如果要变法,不遵循秦国的旧制,变更礼制来教化民众,我担心天下人会非议君王,希望君王仔细考虑。
公孙鞅曰:"子之所言,世俗之言也。夫常人安于故习,学者溺于所闻。此两者,所以居官而守法,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,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,而愚者制焉;贤者更礼,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礼之人,不足与言事;制法之人,不足与论变。君无疑矣。"
公孙鞅说:您所说的,是世俗的言论。一般人安于旧的习惯,学究沉溺于听来的见闻。这两种人,只配做官守成,不能和他们讨论法度以外的大事。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都称王天下,五霸法度各异却都成就霸业。所以聪明的人创制法度,而愚昧的人受法度制约;贤能的人变更礼制,而不贤的人被礼制束缚。受礼制束缚的人,不值得和他们商议大事;受法度制约的人,不值得和他们讨论变法。君王不要疑虑了。
杜挚曰:"臣闻之:利不百,不变法;功不十,不易器。臣闻法古无过,循礼无邪。君其图之!"
杜挚说:我听说,没有百倍的利益,就不变更法度;没有十倍的功效,就不更换器具。我听说效法古代没有过错,遵循礼制没有邪僻。请君王考虑吧!
公孙鞅曰:"前世不同教,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复,何礼之循?伏羲、神农教而不诛,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。及至文、武,各当时而立法,因事而制礼。礼法以时而定,制令各顺其宜,兵甲器备各便其用。臣故曰:治世不一道,便国不必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,不修古而兴;殷、夏之灭也,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,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君无疑矣。"
公孙鞅说:前代的教化各不相同,该效法哪一个古代?历代帝王互不因袭,该遵循哪一种礼制?伏羲、神农以教化治民而不用诛杀,黄帝、尧、舜用诛杀却不残暴。到了周文王、周武王,各自根据时代来立法,依据事务来制礼。礼制法度依时而定,政令各自顺应时宜,兵器甲胄器用各自便于使用。所以我说: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,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。商汤、周武王称王,不效法古代而兴盛;殷纣、夏桀灭亡,不改变礼制而败亡。如此看来,反对古制的人未必应该非难,遵循旧礼的人也不足以肯定。君王不要疑虑了。
孝公曰:"善。吾闻穷巷多怪,曲学多辨。愚者笑之,智者哀焉;狂夫之乐,贤者丧焉。拘世以议,寡人不之疑矣。"于是遂出《垦草令》。
孝公说:好。我听说偏僻小巷的人少见多怪,见识片面的学究喜好争辩。愚昧的人讥笑的事,正是智者所悲哀的;狂放之人引以为乐的,正是贤者所忧虑的。世俗拘泥于旧观念来议论,我不再疑虑了。于是便颁布了开垦荒地的《垦草令》。
本章记商鞅与甘龙、杜挚在秦孝公面前就变法展开的一场著名论辩。商鞅力主"治世不一道,便国不必法古",认为法度礼制必须随时代而更革,见识高明者不必迎合世俗;甘龙、杜挚则主张因循旧制、效法古代。商鞅以三代五霸的历史事实驳斥守旧之论,终于说服孝公,颁布了开垦荒地的《垦草令》,揭开了秦国变法强国的序幕。
对今人而言,这场辩论启示我们:规则、制度、方法都应随环境变化而调整,不能因循守旧、迷信"历来如此"。改革难免遇到甘龙式的质疑,关键在于看清事实、权衡利弊,在论证充分后果断行动;同时也要明白,创新者常被世俗误解,既要虚心听取反对意见,又要有坚持正确方向的定力。
孝公平画,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大夫御于君,虑世事之变,讨正法之本,求使民之道。
秦孝公筹划国家大计,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君前,共同思虑世事的变迁,探讨正确法度的根本,寻求役使民众的办法。
君曰:"代立不忘社稷,君之道也;错法务明主长,臣之行也。今吾欲变法以治,更礼以教百姓,恐天下之议我也。"
孝公说:继承君位不忘国家社稷,这是君主的本分;推行法度务必彰明君主的权威,这是臣子的职守。如今我想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,变更礼制来教化百姓,只是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。
公孙鞅曰:"臣闻之:疑行无成,疑事无功。君亟定变法之虑,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。且夫高人之行者,固见负于世;有独知之虑者,必见骜于民。语曰:'愚者闇于成事,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,而可与乐成。'郭偃之法曰:'论至德者,不和于俗;成大功者,不谋于众。'法者,所以爱民也;礼者,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,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,不循其礼。"
公孙鞅说:我听说,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有成就,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有功效。君王应赶快下定变法的决心,不必顾虑天下人的议论。况且行事高出常人的人,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;有独到见解的人,必定会被常人讥笑。俗话说:愚笨的人在事情做成之后还不明白,聪明的人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已预见。不可以和百姓谋划事业的开端,却可以和他们共享事业的成功。郭偃的法书上说:谈论最高德行的人,不和世俗同调;成就大事业的人,不跟众人谋划。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,礼制是用来便利行事的。所以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,就不效法旧制;只要能够有利于民众,就不遵循旧礼。
孝公曰:"善。"
孝公说:好。
甘龙曰:"不然。臣闻之:圣人不易民而教,知者不变法而治。因民而教者,不劳而功成;据法而治者,吏习而民安。今若变法,不循秦国之故,更礼以教民,臣恐天下之议君,愿孰察之。"
甘龙说:不对。我听说,圣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施行教化,聪明人不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。顺应民众习俗进行教化,不费力气就能成功;依据旧法治理国家,官吏熟悉而民众安定。如今如果要变法,不遵循秦国的旧制,变更礼制来教化民众,我担心天下人会非议君王,希望君王仔细考虑。
公孙鞅曰:"子之所言,世俗之言也。夫常人安于故习,学者溺于所闻。此两者,所以居官而守法,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,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,而愚者制焉;贤者更礼,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礼之人,不足与言事;制法之人,不足与论变。君无疑矣。"
公孙鞅说:您所说的,是世俗的言论。一般人安于旧的习惯,学究沉溺于听来的见闻。这两种人,只配做官守成,不能和他们讨论法度以外的大事。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都称王天下,五霸法度各异却都成就霸业。所以聪明的人创制法度,而愚昧的人受法度制约;贤能的人变更礼制,而不贤的人被礼制束缚。受礼制束缚的人,不值得和他们商议大事;受法度制约的人,不值得和他们讨论变法。君王不要疑虑了。
杜挚曰:"臣闻之:利不百,不变法;功不十,不易器。臣闻法古无过,循礼无邪。君其图之!"
杜挚说:我听说,没有百倍的利益,就不变更法度;没有十倍的功效,就不更换器具。我听说效法古代没有过错,遵循礼制没有邪僻。请君王考虑吧!
公孙鞅曰:"前世不同教,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复,何礼之循?伏羲、神农教而不诛,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。及至文、武,各当时而立法,因事而制礼。礼法以时而定,制令各顺其宜,兵甲器备各便其用。臣故曰:治世不一道,便国不必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,不修古而兴;殷、夏之灭也,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,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君无疑矣。"
公孙鞅说:前代的教化各不相同,该效法哪一个古代?历代帝王互不因袭,该遵循哪一种礼制?伏羲、神农以教化治民而不用诛杀,黄帝、尧、舜用诛杀却不残暴。到了周文王、周武王,各自根据时代来立法,依据事务来制礼。礼制法度依时而定,政令各自顺应时宜,兵器甲胄器用各自便于使用。所以我说: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,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。商汤、周武王称王,不效法古代而兴盛;殷纣、夏桀灭亡,不改变礼制而败亡。如此看来,反对古制的人未必应该非难,遵循旧礼的人也不足以肯定。君王不要疑虑了。
孝公曰:"善。吾闻穷巷多怪,曲学多辨。愚者笑之,智者哀焉;狂夫之乐,贤者丧焉。拘世以议,寡人不之疑矣。"于是遂出《垦草令》。
孝公说:好。我听说偏僻小巷的人少见多怪,见识片面的学究喜好争辩。愚昧的人讥笑的事,正是智者所悲哀的;狂放之人引以为乐的,正是贤者所忧虑的。世俗拘泥于旧观念来议论,我不再疑虑了。于是便颁布了开垦荒地的《垦草令》。
本章记商鞅与甘龙、杜挚在秦孝公面前就变法展开的一场著名论辩。商鞅力主"治世不一道,便国不必法古",认为法度礼制必须随时代而更革,见识高明者不必迎合世俗;甘龙、杜挚则主张因循旧制、效法古代。商鞅以三代五霸的历史事实驳斥守旧之论,终于说服孝公,颁布了开垦荒地的《垦草令》,揭开了秦国变法强国的序幕。
对今人而言,这场辩论启示我们:规则、制度、方法都应随环境变化而调整,不能因循守旧、迷信"历来如此"。改革难免遇到甘龙式的质疑,关键在于看清事实、权衡利弊,在论证充分后果断行动;同时也要明白,创新者常被世俗误解,既要虚心听取反对意见,又要有坚持正确方向的定力。